刘志军案性贿赂情节未被指控 法官吁性贿赂入刑


 发布时间:2020-11-30 00:17:50

惩治以往的腐败,其目的不是惩治本身,而是要建立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制度。出台本次条例,说明广州市政府有着较强的政策敏感性和制度建设意识。反腐败工作的下一个重点,正应该是建立足以预防腐败的制度。即使是出于对公务员队伍和党政人才的保护,也必须要强调:制度反腐,首重预防。类似财产公开、惩治裸官、政务透明等举措,虽然一开始会让某些官员不舒服、不方便,但这是掌握公权力的必要代价。且如果此类制度执行到位,习惯起来是不难的。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执行公平到位的情况下,这些小小的不便却可以化解官员从政最大的风险——所谓限制权力,恰是保护权力者本身。据日前《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廉洁城市建设条例(草案)》正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部条例草案规定了“裸官”不能提拔副处、瞒报财产不得提拔、政府需对外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等,引发社会热议。之所以要对广州市计划出台的条例给予较高评价,是因为本次条例草案没有像以往很多反腐败的规定那样,着重于纠正官员行为和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而是真正落实在制度反腐的层面。

而只要制度的设计合理、执行力强,官员行为的规范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相比禁止“裸官”等容易吸引眼球的规定来说,其实官员财产申报和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最值得关注。因为这两项制度不但涉及到官员具体行为的规范,更重要的是对传统的权力运行方式进行了重要的修正。从“以权力惩治腐败”升级为“以制度预防腐败”。去年,广东省纪委组织省内专家进行了一次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的调研。这次刚刚完成的调研成果汇集在《广东省廉政风险防控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书中数据显示:广东省的腐败高发点分布非常有规律。举个例子,在2012年以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省内的腐败主要集中在6个领域,其违纪人数占全部违纪人数的比例为84.04%,违纪金额占比超过90.71%。更确切地说,在全省31个部门中,其中4个部门的违纪人员就占到全部违纪人员的49.9%,违纪金额占到64.8%。而在一些重点岗位、人员方面,也发现腐败的风险点的集中情况。

腐败高发点如此集中在某些部门、某些岗位,甚至有时连续几任领导都因贪腐落马,这就说明,腐败的发生其实主要不是人的道德水平问题,而确实是制度的漏洞。针对这些情况,真正重要的应对举措并不是接连不断地惩治,而是完善制度本身。也就是说,反腐败要注重规范官员行为,但更重要的则是规范权力运行的方式。事实上,对财产申报、限制裸官等的呼声已持续多年。笔者在过去十年间每次参加广东省纪委组织的讨论会,基本上最后专家们的焦点都会集中在财产申报这些具体措施能不能出台。而此次由市级政府拟定相关条例,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而之所以在此时推出这一制度性反腐举措,也少不了借势从十八大以来不断升级的惩治腐败浪潮。同时,也切中了中国反腐败工作的一个要害:惩治以往的腐败,其目的不是惩治本身,而是要建立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制度。出台本次条例,说明广州市政府有着较强的政策敏感性和制度建设意识。反腐败工作的下一个重点,正应该是建立足以预防腐败的制度。

当然,对违反纪律的官员的惩治也是一种预防,但不是最好的预防。即使是出于对公务员队伍和党政人才的保护,也必须要强调:制度反腐,首重预防。类似财产公开、惩治裸官、政务透明等举措,虽然一开始会让某些官员不舒服、不方便,但这是掌握公权力的必要代价。且如果此类制度执行到位,习惯起来是不难的。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执行公平到位的情况下,这些小小的不便却可以化解官员从政最大的风险——所谓限制权力,恰是保护权力者本身。(作者为华南师大政治学教授 唐 昊)。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去年八月,全国聚焦光大乌龙指事件,事件主角之一的杨剑波以这样的形象出现:无框眼镜、板儿寸头、眼神空洞无力。半年后的今天,杨剑波再次出现在媒体上,人们发现他:挺胸抬头、下巴扬起、似笑非笑。总之,他不再像半年前那么沮丧了。在沉默半年后,杨剑波突然高调起诉证监会,将关注目光带回到了这场被定性为 内幕交易 的案件争议中。也就是说:曾经被认定的事故责任人如今高调变身原告,力求翻案。今天上午9点30分,本案将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西中法庭首次开庭审理。

这“乌龙”一指究竟从何而来,又引发了怎样的震动?马上了解一下事件来龙去脉: 2013年8月16号,光大证券自营部门发生交易系统“乌龙”,在进行ETF套利时,错误地下单234亿元买入,大量买单瞬间让沪指上涨了近6%,最终成交72.7亿元,造成了当天A股和股指期货市场的大幅波动。而在市场还到处猜测意外如何发生的时候,光大证券做出了借道ETF卖出股票和股指期货锁定亏损的措施,杨剑波正是当时光大证券的策略投资部总经理,负责相关交易。

证监会后来认定这一行为是内幕交易,对光大证券和相关责任人员采取“顶格”行政处罚措施,光大证券被罚5.23亿元。同时光大证券相关责任人杨剑波等人分别被给予警告、罚款60万元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正是这样的一个处罚引发了后来的故事。今年2月8号,杨剑波因不服证监会的判罚,将证监会告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撤销证监会的相关处罚决定。而法院随后立案,并将这个故事推演到了今天。杨剑波究竟有怎样的“不甘”?证监会又将提供哪些证据?光大证券的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今天的庭审环节,控辩双方都将呈现自己的说法。

相信通过此前的报道,大家已经了解到了原告杨剑波方面的一些观点。争议的焦点简单来说,就在于当时的交易究竟能不能算作内幕交易。证监会此前表示,光大证券在乌龙指发生后,本来应该戒绝交易,等到内幕信息公开后再合理避险。而光大证券在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就着手反向交易,明显违反了公平交易的原则,根据法律依据认定这是内幕交易。但是,杨剑波的代理律师北京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翼飞此前提出了针对此的三点质疑:首先,他认为按照《证券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光大证券因程序错误出现的错单并不属于内幕信息,证监会对相关法条的解释是在对冲行为发生后才做出的,违反处罚法定和公开原则;同时公开认定存在错误,光大证券错单交易出现后即被媒体广泛报道,因此不构成内幕信息。

此外,对冲措施属于基于市场中性策略型投资的交易原理进行的常规性必然性操作,内幕知情人不存在牟利的主观目的。至于这其中支撑自己论据的具体证据,今天在庭上,双方可能就会给出一些答案了。记者从权威渠道拿到了一些材料,汇总此前的一些信息来看,杨剑波方面首先抓住的是相关法律的模糊地带,比如原告方指出:“光大证券的错单交易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属首次出现,《证券法》对此种错单交易信息是否属于内幕信息并未做出明确和清晰的界定。

” 此外,原告方还提到一点,证监会(2013)5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将杨剑波认定为光大证券对冲交易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但他们认为,依据证监会的规定,“具体实施”和“起较大作用”是构成“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两个要件。本案中,杨剑波依照中午会议决策的内容向交易员传达了实施对冲交易的指令,他既不是会议的决策者,也不是对冲交易的具体实施者,因而不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这一点他能否拿出证据说明,可以特别关注一下。

而在证监会,他们表示整个事件的相关处罚都有法律依据,其中徐浩明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杨赤忠、沈诗光、杨剑波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全部事实都有相关说明、询问笔录、公告、会议纪要、相关鉴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计算的相关数据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这方面证监会可能拿出哪些此前没有公开过的证据,也值得关注。(记者 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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