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高考不能仅靠技术


 发布时间:2021-04-09 00:14:53

读后着实让人寒心,窃以为,这起个案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现代教育的失败。试想,但凡做父母的日常能加强一下对孩子的自立教育,又何至于让不孝之子告上法庭?因此,在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同时,更为父母所付出的这种沉重之爱而悲哀! 坊间素有这样的说法,“家贫出孝子”。然而,从该大学生身上不但看不到这样的感恩情节,反而一纸诉状将父母告上法庭,这很不幸,暴露了自私孩子的成长危机。不知感恩的学子,对父母如此绝情的子女,即使满腹经纶,又有何用? 其实,这种缺乏起码孝道、缺乏独立意识的成长危机,可以从父母平时对待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态度上找到原因。这无疑是长期忽视孩子成长危机的结果,值得引起所有父母深思,更值得社会广泛关注。须知,这种被父母宠惯出来的自私、狭隘,貌似家庭悲哀,更注定会演绎成整个社会的悲哀。易伍(辽宁 市民)。

读后让人备感温馨。就业难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一方面是市场供需错位造成“僧多粥少”,另一方面是毕业生失衡定位,再加上“精英”心态和“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思想作祟,进一步加剧了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就业难虽成事实,但“路在脚下”,政府、企业、学校、社会方方面面都应“该出手时快出手”,同心协力、持续“发力”地铺就“最佳就业路”。做大经济蛋糕、增加就业岗位是解决就业难的根本之策。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创新就业政策、倡导就业公平,引导企业通过招商引资新办项目、技术创新调优结构等途径来增加就业岗位,同时购买一批公益性岗位鼓励学子到基层就业锻炼;另一方面,企业等用人单位要多措并举广辟就业机会、广增招聘计划,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扩大就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面对毕业生求职就业中的茫然无措,当务之急要积极搭建平台,优化服务,努力开辟就业“绿色通道”。一方面要悉心进行就业指导、提供创业咨询、规划职业生涯,使莘莘学子尽快找到自身优势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契合点,切实增强就业创业和职业转换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提供技能培训、信息服务,尤其是重点帮扶困难学生,让毕业生牢牢把握就业主动权,不断适应“一日千里”的就业形势变化。(徐剑锋)。

新密市公布高三学生自杀调查结果,经过公安部门侦查,新密市实验高中高三(5)班学生李金川为自杀,心血中检出莠去津、甲草胺等有毒成分,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在李金川的遗书中,对社会的不满、厌世等多处情节,表现出了明显的自杀倾向。“一直以来,我都是悲观的人,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娶个好老婆,好好孝敬父母,教育子女,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钱,喜欢权力,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社会越发达成长出来的人却还不如原始社会人类的纯真?跟虚伪同在一个社会里真没意思!” “也许我太颓废、太悲观,语文老师说抱怨后要懂得奋起。奋起,奋起干什么呢?奋起和别人争个你死我活?或是通过自己的奋起实现自己的理想吗?我对这个社会已不抱有什么理想......” “我懦弱了、逃避了,我觉得没意思了,不玩了。没有了目标,没有了动力,对一切失去兴趣。为什么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争来争去?难道人类不能和谐相处?” 据熟悉李金川的老师,同学介绍,李金川平时性格比较孤僻、内向,很少与人交流。有神经内科医生认为,如性格过分孤僻,心理压力过重,易诱发抑郁症,让人走向极端,也可能导致自杀倾向。

目前,死者家属的安抚及善后工作,有关部门正在有序进行。

“教育大跃进”打破必要的平衡 据说今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有699万,非常严峻的事实是,毕业生就业率低,弄到校园里人心惶惶。很多同学只好考研,但是研究生毕业也有就业难的问题。怎么面对种现实? 十多年来,本专科和研究生的年毕业人数从1999年的100万左右,扩大至2013年的699万,翻了7倍。其中本科毕业生增长约6倍,硕士及博士毕业生增长近9倍。一方面,扩招让更多的人有了读大学的机会,另一方面,的确也造成就业难的现象。要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一是不能再盲目扩招了,要控制高校的招生规模,二是要提升教学质量,整个经济状况的好转也非常重要。但以上所说的都是外部条件,作为学生个人,是左右不了,改变不了的。学生自己该怎么应对?我建议学生一是好好学习,学得真本事,尽量提升个人素质。有本事,就不愁找不到好的工作,即使一时找到的工作不太满意,最终还会靠本事凸显自己,让好工作来找你。第二,就是改变“就业观”,不要祈求一步到位,不妨先就业,再择业。当然,也不能不负责任老是跳槽,那样招人单位更不愿意招收应届生了。第三,就是学生要适当降低“社会身份预期”。如果在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身份结构是相对稳定和明晰的,每个年轻的“新人”进入社会,都会按照各自的条件,包括受教育程度,来设想和规划自己的社会身份。

他们毕业后从社会所获得的身份,和自身的条件、教育程度等,一般都是相符的,多数人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也是认可的。因为各种社会身份确定的标准明晰,如果想改变身份,经过努力,也有“通道”。这种情况下,每个公民包括“新人”都比较“认命”,在相对公平的状态中,身份预期与获取比较吻合,谁也不用抱怨,因为有改变命运的“通道”,就看自己是否具备条件。而学校的教育在分流与控制社会身份结构方面就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当于一个闸门,每年按照社会需求“生产”一定数量的“新人”,他们大致能获取相应的社会身份。可是这些年“教育大跃进”让“闸门”开启过大,毕业生数量猛增,洪流滚滚,“供”远远大于“求”,教育“分流”的功能弱化,必要的平衡被打破了。前些年这个后果尚未凸显,现在就开始严重了。“愤青”多与“社会身份预期”有关 大学生对“社会身份预期”要有比较清醒的意识。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是很牢固的,一般认为能否上大学,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上了大学就可以摆脱体力劳动,有较稳定的较高的收入。千百万家长含辛茹苦送孩子读大学,付出相当的“成本”,也是为了孩子毕业后能找到稳定、体面、收入较高的工作。家长和学生对大学毕业后的社会身份预期是比较高,也比较合理的。

可是决策者似乎未能考虑到这普遍的“社会身份预期”,也是国情。结果呢,扩招之后形势大变,因为闸门突然开启过大,大量毕业生毕业即失业,或者即使找到工作,也比原先设想的待遇、条件差得远。这让千百万家长和毕业生失望了。比如,有的本科毕业生月薪才一二千元,连基本生活都很难支撑,更不要说买房安家了。有的去当村官,可是有些人不愿意留下来长期任职,村官不过是跳板,目的是要“跳”到公务员等比较体面的职场。有的博士生本来的身份预期是进科研事业单位,可是现在只能等而下之,到中学教书,他们也很难安心。现在大学毕业生(包括硕士、博士生)普遍的社会角色预期,都和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他们感到被命运所玩弄,对未来又难以把握,于是迷惘落魄,以致很快沉浸于社会大染缸中,这就是为何有那么多的“愤青”。毕业生的种种情绪折射回来,又影响到在校的学生。建议大学生对自己的“社会身份预期”不要太高,太高了,到时候就有可能和现实差距过大,让自己失望,甚至影响到自己整个人生设计。不求一步到位,宁可预期低一些,步子坚一些,扎扎实实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温儒敏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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