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环境署: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创历史新高


 发布时间:2020-11-22 13:18:26

结构 传统与新能源份额博弈升温 中国气象局和中国社科院去年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指出,中国雾霾天气增多的主要原因,是化石能源消费带来的大气污染物逐年增加,主要源于热电排放、工业尤其是重化工生产、汽车尾气、冬季供暖、居民生活及地面灰尘等。“治理大气污染,最根本的是要调整能源结构,逐步减少终端能源消费中煤炭的比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据了解,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和能源消费大国的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和煤炭消费总量均持续下降。但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近50年的增长却超过了20倍,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比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毋庸置疑,减少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已经成为中国治理雾霾的重要手段。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更是对此提出硬性要求: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在这样的一个硬约束下,沿海及北方地区燃煤锅炉、燃煤电厂的天然气改造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需求“井喷式”发展使得中国天然气供应和管输能力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在冬季“气荒”频现。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30%,这是国际公认的能源安全警戒线。“现阶段我国大幅提高石油天然气利用比重,还存在较多制约因素,而可再生能源虽然有所发展,但对煤炭的替代作用仍然较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在可以预计时间内,煤炭仍将是中国的主体能源。“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都需要能源支撑,而国内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不可能马上就满足需求,解决燃煤带来的环境问题,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把煤‘吃干榨净’。”全国人大代表、晋能集团董事长刘建中表示。这一说法遭到了新能源界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将更多的财力、资源投入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认为,除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心逆向分布等诸多客观现实因素影响,国家政策层面对全面推动可再生能源的重大战略决策过于保守,成为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措施乏力、推动速度迟缓的根本原因之一。转型 铁腕难防做手脚令治污不力 “我们每年都制定减少排放量,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这些目标每年也都能完成,但现实是,我们的环境还在日益恶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刘正军说。继去年政府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后,环保部同时与31各省市签订大气治理责任状。但是,现实似乎给“如火如荼”进行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浇了一盆“冷水”。春节后,国内5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其中11个城市为严重污染,前后持续两周时间,而北京市也首次启动了雾霾橙色预警,保部督察组同时启动了12地方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大量工业企业违规排放、本应该淘汰的落后产能仍然在堂而皇之的进行生产。这些违规行为很多都是屡罚屡犯。”一位参与督查小组的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数据监测失真,烟囱里冒着黑烟,你说当地政府真的不知道?实际上很多时候政府为了经济考虑,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成了保护伞。”上述人士坦言,排放的滚滚黑烟背后,实际上就是利益格局无法撼动,甚至一些地方环保部门的管理人员收了好处,已经成了当地污染企业的“代言人”,帮助其作假逃避检查。“一旦有检查组来就停产装装样子,风声过了再继续接着干。这俨然已经成为高污染企业的生存法则。”一位业内人士说,以钢铁行业为例,如果按照目前国家规定的环保标准来核查,几乎三分之二都不会达标。

环保投入巨大加上治污成本高,一些企业宁愿选择给政府交罚款,也不愿意搞环保。“无法根除这些盘踞在背后的利益,政策的效果就不会显现出来,治理雾霾只能是‘越治越霾’。”包括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在内的多位专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

近期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重点锁定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明确设定了未来五年化解产能过剩的目标任务。该份文件可视为针对产能过剩矛盾的又一次宣战。起自上世纪末中国告别“短缺经济”,产能过剩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最突出的矛盾,并在其后十数年间始终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究竟存在何种深层次、自强化的内在机制,使产能过剩一次又一次的冲破行政整治,并呈现出恶化与蔓延的趋势? 中国的房地产调控因其成果不彰而最先被冠以“空调”之名,其原因常被归咎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充斥着市场/政府双失灵现象的不完备市场。由中国“新兴加转轨”基本国情所决定,类似房地产这样充斥市场/政府双失灵现象的不完备市场还有一些,而这,恰恰也正是产能过剩植根的土壤,具体来说就是: 一方面,在全球市场环境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因为存在“后发优势”,企业家较易形成产业前景一致判断,进而又在这种一致判断驱动下,竞相进入“发展前景良好”的产业。

这种个体理性所引致的集体非理性,正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近年来民营企业同样越来越多地陷入产能过剩行业。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企业家决定是否进入某个产业,本身就应当考虑到未来市场中会否出现上述产能“潮涌”现象,更不用说,严酷的市场淘汰机制还可以在事后迅速消除掉过剩的产能,因此,中国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必然还受到非市场机制的驱动与保护。这种非市场机制的驱动与保护主要附着在中国独特的政府行为模式下,其失灵处主要在于政府既有强烈的意愿,又有强大的力量介入到辖区产业结构布局与变迁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仅会与企业家一样,受到信息不完备的干扰,而且政府不用像企业家那样,经受市场淘汰机制严酷的制约。市场/政府双失灵使得中国整治产能过剩的努力本身处在很难拿捏的两难之中:为了克服完全市场环境条件可能发生的市场失灵,中国各级政府基于“大政府模式”习惯性思维,越来越倾向于主动甄别优势产业并相应进行因势利导。

但政府行为很难避免的失灵现象,往往又成为下一轮过剩新的起点,因此,要彻底根治中国屡屡“空调”的产能过剩,真正的要害在于消除这种本无必要出现的两难,也就是说,作为主导者的政府首先要屏弃自己无所不能的虚幻想法。在政府逐渐缩退自身权力边界、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同时,理性、有度地保持其甄别优势产业并相应进行因势利导的职责,才是形成抑制产能过剩长效机制的有效之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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